吴敬琏 改革先生
文：柳红
吴敬琏，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先驱”、“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 。
进入2008年，就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按中国人的习惯，逢十是大日子，是要纪念的。
1月12日，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这一天有一幕令人兴奋的景象，那就是同庚同乡同学却观点时有不同的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坐到了一起，纵论改革三十年。媒体高调报道“吴敬琏与厉以宁近十年来的首次对话。”
在一个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厉以宁曾说：“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一致。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 那晚，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来电话，激动地告诉我这一“喜讯”，还赶写了一篇《厉以宁：其实我和吴敬琏关系挺好的》，让我转达吴老师。其时，吴敬琏正在美国，我给他发去一封邮件。
两位经济学家的关系成为一条热议的新闻，可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年代，事实上的，或者被认为的举足轻重。
不过，12日这天，吴敬琏的凌厉和直率还是出乎人们意料。当厉以宁说，“我感觉中国经济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吴敬琏当即表示，“我有不同意见”。“我跟老厉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其实，平日里吴敬琏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也搞不清，是个和气老头儿。可是一到学术讨论和辩论的时候，他就像鹰一样警觉，常常针锋相对，不留情面。博士生上他的课都很紧张。在他面前谁都休想糊弄过去，无论是道理上没有想通，分析框架上出了问题，还是知识上有盲点，或是语言表达不准确，他一下子就把问题抓住，穷追不舍，把人逼到角落里头。
吴敬琏一直坚持，“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他希望，“形成一种氛围，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不同的观点、意见进行讨论。而这个目标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这个冷冬，过了正月十五的北京，依然寒流滚滚。吴敬琏和学生们一年一度的例行聚会定在了他们住的北师大教师宿舍。他在家里给博士生上了一整天课，傍晚，历届学生纷纷从城区的四面八方赶来，平时只有老两口的家，这时热气腾腾地，只是人多家小，无处落脚，连客厅里的花盆都被搬到了楼道里。三间屋被书和文稿占了两间。吴老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延续他上课的话题，一圈儿人站着。陆续进门的同学有的只能在客厅门口向吴老师点一个头儿，就退出来进书房看书。吴夫人预定了学校餐厅，同学们一拨一拨地往过走，我和吴老师最后出家门。一路上，我听他谈。
我明显地感到，这十年，吴敬琏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都在阻碍和反对改革：一方面是那些在转型期握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使腐败盛行，“权贵资本主义”日见成势；另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维护者，利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煽动民众，全面否定市场化改革。吴敬琏担心这两种力量相互为用，会逆转改革的大方向。
聚会的二十多人分成了两桌。和吴老师一桌的人，基本吃不上饭，因为他一直在说，谁也不动筷子，听他纵横摆阖。吴敬琏不大通人情世故，和多久不见的人没有寒暄，上来就谈国家大事。八年前，在七十岁生日宴会上，他曾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连在一起的”。在我看来，吴敬琏是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他的生活也是和改革连在一起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工作，连同夫人，也被他拉进了这种生活。
我选择坐在另一桌，看着78岁的吴敬琏神采飞扬、思路敏捷、谈锋甚健，禁不住想：从1976年“拨乱反正”、1978年务虚会到今天，数风流人物还有几人在？他，不仅活跃，还依然以开放的思想学习、吸纳、上升，成为经济学界和公众眼中不言而喻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往年三月“两会”，吴敬琏都是媒体焦点，他的话题常常引起争论和歧义。有时，他辩解，重申；有时选择沉默。今年，他终于结束了政协委员的任期，想淡出媒体视野，专心研究和教学。出身于报业家庭，从小目睹了父母创办的《新民报》中那批记者的职业精神，他对记者有感情也有厚望。对于来访的记者，吴敬琏总会为他们准备一套自己的书，希望他们研究问题，有理性、负责任地担起“无冕之王”的职责。
在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灾祸四起，很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有人在对医疗、教育、住房、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蛊惑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有人将其归罪于“主流经济学家”，网络上流传着对吴敬琏的指责和攻击。
吴敬琏是痛心的。是为中国的改革。
他一直呼吁人们冷静思考，看问题到底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
他一直在努力宣讲，把他的分析和论证告诉人们。比如，收入不平等问题。吴敬琏说：“要分析它的两个来源：因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和因能力和财产状况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这二者，哪一个是当今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贪官污吏利用公共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权力（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垄断部门利用垄断权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额收入。大众切齿痛恨的其实是凭借公共权利攫取高额收入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因此，从源头上扼制腐败。如果不推进市场化改革，不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由权力安排，制度性的腐败无法消除，收入差距也无从缩小。”
再比如，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问题，吴敬琏说：“其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不应当归罪于改革，而是归罪于改革的步伐太慢。最重要的补救办法，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
还有，行政垄断，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也十分盛行，这抑制了竞争，使垄断行业的价格高、服务差。归根结底，在吴敬琏看来，诸多社会问题，都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有人问：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真的就那么难吗?吴敬琏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吴敬琏的锋芒，令一些人不舒服，也使他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常惹些麻烦。
一个八月，就多么跌宕起伏。
一场铺天盖地的“间谍门”案袭来。支持吴敬琏的人奔走相告，焦急地关注着他的命运；然而，30日，他出现在了北京顺义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论坛上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掌声献给这位改革时代的智者和勇者，也向这位常常单枪匹马应战的银发老人致敬。
这天，吴敬琏的主题发言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市场经济，还是重商主义？”
吴敬琏早就意识到经济改革走到一定程度遇到了瓶颈，那就是政治改革。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执政方式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制度平台，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他给出的进一步改革方向是：在经济领域：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领域：加快政治改革。
他说：“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
他还说：“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9月6日，学生们和吴老师又有了一次聚会，说是教师节快到了，其实，也有在“间谍门”余波中向老师慰问的意味。那晚，在月坛北街，靠近吴敬琏的老单位社科院经济所。分手时，借着建筑物洒下的灯光，大家合了影。我已经半年没见吴老师了，这是十年来最长的一次。不过一直在关注他，知道他去长江三角洲考察，去广东、东莞，看他呼吁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我们单独交谈了一阵，吴老师的忧患之心溢于言表。
除了对于社会深层的积弊，令吴敬琏特别担忧的还在于，“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三十年前，改革之初，是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代，改革的动力极大；而如今，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反成了问题。
谁将是改革的动力呢？吴敬琏认为：一个是政府中的一部分改革力量；另一个是民间力量。他呼吁要发展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他认为，“当这些力量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也就自然分化了”。
他一直怀抱这样的希望：“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他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