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简光州 最著名的一杯牛奶和一封信
文：陈江 摄影：范永恒
简光洲：上海东方早报国内部记者。
因2008年在报道中首次对“三鹿”点名，被许多中国网友视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他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的点名报道引来前所未有的质量问责风暴。
孙春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8年9月15日，因将一封致山西省长王君的举报信发表在博客上，由此引爆了网络，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最终促成国务院组成调查组彻查娄烦“8·1”事故。对娄烦的事故的定性也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
当和我的朋友兼同行孙春龙、简光洲相遇在时尚大厦21层，我们面面相觑，着实有点尴尬，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们是《时尚先生》评选的入围者，而我则是临时受邀帮他们写推荐文章的作者，貌似各自的角色清晰且分明，但说实话，作为同行，我感觉他们显然不习惯被我采访，而我也同样对采访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他们感到有些不适。我们该聊点什么？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早在几天前，这次评选的组织者也是我的好友告诉我，今年《时尚先生》的候选者中有两位文字记者，而且还是我的熟人，问我可否帮他们二人写推荐性的事迹文章。朋友特别提醒我，在这之前的这项活动的入围者往往是那些早已熟悉镁光灯的“公众明星”们，但今年有些不同——两位对于事实真相不懈追索的记者的入围将体现该奖项此次求真务实的意图。
在时尚先生编辑部豪华的会议室里，我们的谈话刚开始就几乎近于结束。在互相之间异样的气氛持续下去之前，有人提议换个地方。显然我们都不适应在这个气派又隆重的场合交谈。在我们换到附近路边的一个小店的路上，简光洲一直在向我疑惑为何自己能入围《时尚先生》评选，“你看我时尚嘛？真没想到我能入围时尚这个奖。”他低头笑。
在前不久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人们知道了简光洲的名字。作为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名“三鹿”的记者，他的名字随着奶粉事件的升级而一同被人们广泛得知。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刊登了他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 三鹿”奶粉所致》报道。随后，中国的乳品企业，食品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相关的讯息在全球范围内迅捷又广泛的传播着。
虽然，简光洲并不是第一个报道奶粉出事的记者，但却是第一个给出“三鹿”这个答案的人，而这意味着他捅破了那层他的同行们都不愿意第一个去捅的纸。按照业内一般的规律，在没有拿到权威部门的鉴定结果之前，依靠采访所得的证据点名问题企业，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冒险行为。而往往，在国内这成为一个死循环，媒体不愿冒险监督——权威部门不会主动鉴定——没有权威部门鉴定结果——媒体不愿冒险监督……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怪圈，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就是免检的驰名品牌，正比如三鹿。与此相对的，往往很多媒体与从业者因试图突破这一规律反而却身陷麻烦之中，并从此挣扎于诉讼的泥沼无法脱身，这几乎成了中国特色，在媒体人得不到更多的法律保护的现实下，更多的人选择在报道中运用平衡甚至曲笔的方法规避风险。
聊天中，简光洲承认自己曾经一段时间压力极大。问题在于是否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我们当时也是犹豫了很久。”事实上，三鹿是一家拥有150亿元人民币品牌资产的知名企业，在质检结果没有正式出来之前，提及这个名字的风险实在是难以预料，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坐上被告席。他很清楚，湖北、甘肃等地媒体之前也有关于结石患儿的报道，但在提到患儿所食奶粉的生产企业时，都统称为“某企业”。尽管读者一再要求媒体披露致病奶粉的品牌，但却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公布该企业的名称。如果他提了这个名字，风险不言而喻。
9月11日稿件最终刊发之后，当天下午，简光洲就接到了三鹿公司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同时其报社接到无数电话，要求他们撤下网站上的新闻，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逐渐沉重起来。当天晚上9点多，三鹿公司迫于压力终于宣布召回奶粉。简光洲赢了。
当然，简光洲并不知道，在他有惊无险的赢得胜利之后三天，中秋节的深夜，他的朋友孙春龙在西安做出了一项决定，而这个决定最终将导致一项由总理批示的调查的执行。
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最初的报道中，死亡的数字仅为九人，然而孙春龙在当地调查得知，这起人为事故的真实死亡数字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但历经一个月的时间，孙春龙的报道几乎被遗忘，真相以及死者的尸体同时被深深的掩埋。
孙春龙决定写一封信，这封名为《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随后出现在孙春龙的博客上，并被迅速并广泛的传播。在信中，孙春龙强调“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特大事故被瞒报。”这封信随后被用快递的方式直接寄给山西代省长王君。
他在信中对刚刚从安监总局局长上任山西省代省长的王君说：“在几天的调查中，我落实整理出了一个死亡41人的名单，有名有姓，甚至家住哪里都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我所能整理打探到的遇难者，不会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这是一封举报信，所以我还是把我已经调查落实的遇难者的名单再一次呈给你。当你看到这41个人的名单时，你会感觉到有41双眼睛正在盯着你，充满期待……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你的一个新起点，当你受命于危难之际，前仆后继地来到这个倒霉的位子时，我期望你还能想到有那么多的家庭已经再也不能团聚。……”
最后，在这封举报信里，孙春龙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孙春龙对我说，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9月18号，他接到国家安监总局的电话，邀请他与同事王晓一块到山西去调查此事。到了山西之后，安监总局的官员告诉他，总理对他的举报信进行了批示，指示要先核实人数。安监总局、中纪委等共同组成事故指导组，到当地调查。一直调查到9月30号，“他们用一个多礼拜，就把这个事情差不多调查清楚了，而原来一个多月都没搞清楚。”
指导组回去之后，又得到了新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于10月6日成立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而后很快，这个调查组的组长王德学称，这起事故并非当初认定的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而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10月7日称，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瞒报作为重要调查内容。
这封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停滞了许久的挖掘工作终于重新开始，54具遇害者遗体被接连找到，他们的家人也终于因此能将他们亲人的遗体找到并入土安葬。
聊天中，孙春龙反复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公开信真的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更没有想到事件解决之后自己能够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对于入围“时尚先生”评选，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像个时尚人士，他甚至自问“是不是选我选错了”，但对于评委会“追寻真相的努力更是一种稀缺的时尚”的理念，他表示认同，“但我们更希望追寻真相不会成为一种稀少的奢侈品。”二人同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